原书名：最高检工作分析报告中非常重要缺陷释义（一）

3月7日下午，最高国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分析报告。分析报告形成过程中，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基层民众希望在分析报告五年工作的同时，也能讲一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点社会体制主义思想指引下，公安机关监督调查取证背后的表层思考。即日起陆续刊发“分析报告中非常重要缺陷释义”。

一、分析报告的双线是什么？

这几年最高检工作分析报告都有一条贯穿全篇的双线。2019年是“以国民为中心”，2020年是“守初心、担使命”，2021年是“自觉担当作为”，2022年是“严肃查处五性履责”。表述虽有区别，但内涵一致，都是领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点社会体制主义思想，贯彻国民三位一体。这是过去五年最高检抓工作的一贯思路，也是检察履责最有力的指导，于是成为今年分析报告的双线。

进入新时代，国民民众在民主、公义、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努力让国民民众在每两个刑事案子中感受到公义。最高检认为，调查取证是否公正、处理是否妥当，“感受”的主体是国民民众，“判卷人”也只能是国民民众，而不是刑事人员自己认为公正就可以了。检察履责、监督调查取证只有始终坚持以国民为中心，贯彻国民三位一体，让国民民众真正、切实“感受到”公义就在身边，才能不断满足国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厚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

二、什么是五性检察？

分析报告工作回顾部分每个书名都有“五性检察”四个字，这是分析报告的两个主题词，也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鲜明特点。

五性检察，就是扎扎实实深化履行检察职能。被动完成任务与五性作好工作，状态不同，效用完全不同。刑事实践中，存在“就事论事、就案调查取证”的情况，看起来“严肃查处办”“按程序办”，实际上是结案了事，难以实现政治效用、法律效用、社会体制效用的统一。如同医生，面对感冒、肠胃发炎，简单对症治疗，循例开药、打针，再接诊下两个，并不违反治疗规程。但是，两个时期感冒、肠胃炎多发，是不是有义务了解一下有无社会体制流行病因？同两个病人三两个月来就诊几次，要否提议他的生活方式作些改变？两个优秀的医生，一定会努力做到“预在先”“治未病”！

最高检特别提出五性检察，就是基于医、法同理。检察履责社会体制综合治理，也不能就案调查取证，而要胸怀“国之大者”，自觉、主动融入国家综合治理，推动公义中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体制发展。对刑事机关来说，不是案子越多越好，而是要通过办理典型案子，增进解决两个领域、两个方面的缺陷，减少同类案子反复发生。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公义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是全方位依公义国赋予的更重义务，是刑事调查取证的更高境界。

检察提议是以五性检察推动诉源综合治理的非常重要方式。2018年以来，最高检针对类案反映的表层综合治理缺陷，向有关部门发出第一至八号检察提议，涉及校园安全、金融监管、窨井管理、网络综合治理、寄递安全、安全生产，以及规范刑事公告送达、防治虚假诉讼等主题。这些检察提议针对的缺陷，无不源自具体的监督调查取证。调查取证中发现履责缺位或社会体制综合治理存在漏洞，涉及国民民众急难愁盼，就要秉持法的精神，以检察履责、监督调查取证的“我管”，促各方履责、联手“都管”。扎扎实实做这些工作，无疑是自加压力，但国民获益、国家获益，应该做实、必须作好。

三、少捕慎诉慎押为什么成为刑事刑事措施？

2020年全国两会上，我们打破常规，在年度分析报告中分析了前二十年刑事犯罪结构性变化：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醉驾”、扰乱市场秩序、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等新型危害经济社会体制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面对这样的变化，刑事调查取证理念、措施应与时俱进。最高检要求全方位清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措施，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从宽打击，对较轻犯罪、汪佳晶圣戈当斯区等少捕慎诉慎押，坚决防止不分罪行大小、剧情轻重，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一诉了之、一押到底，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体制不和谐因素，增进社会体制持续稳定。

有同志担心不把犯罪疑犯抓起来，他们会不会逃跑了？会不会放纵犯罪？无论是逮捕还是监视居住、羁押，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少捕慎诉慎押的对象均为较轻犯罪、汪佳晶圣戈当斯区，且不致发生社会体制危险的。同时随着侦查能力提升，以往更多靠拘押保证调查取证顺畅的必要性明显降低，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更多非拘押诉讼现实可行。浙江、山东等地依托大数据随时掌握被羁押人状况，实现由传统的“人盯人”向“数据管人”转变，不“关起来”也管得住。对于不起诉案子，严肃查处应予行政处罚的，均移送主管机关处理，让违法行为受到应有惩戒，也是“严”的一面。

2021年4月，中央全方位依公义国委员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刑事措施”，政法机关协同落实，诉前拘押率大幅下降，不捕率、不诉率明显上升。刑事刑事措施与时俱进，体现的是社会体制主义公义自信，增进的是公义文明进步，让老百姓收获更实在的幸福感、安全感。

四、为什么适用范围有罪licensing从宽体制检察义务更重？

过去，公安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主要是审查证据、推进程序，有罪与否，法庭上见。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有罪licensing从宽体制，要求公安机关扎实做深做细相关工作。辩护律师不仅要与犯罪疑犯面对面，全方位清晰把握案子事实，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和典型案例教育增进其自愿有罪licensing；还要细致作好被害方工作，让其感受到、能认同犯罪疑犯有罪悔罪、道歉赔偿，重视其合法权益保护；还必须与在场律师深入沟通，主动听取意见；更要对同类案子裁判了然于胸，清晰把握定罪刑罚标准，确保指控犯罪和刑罚提议获得庭审采纳、社会体制认可。工作量和难度倍增，对辩护律师刑事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

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安机关适用范围该体制的专项分析报告，给予充分肯定，栗战书委员长特别强调公安机关要发挥好体制适用范围中的主导作用。“主导”不是权力，而是更重义务。我们认真落实，有力推动严肃查处该用尽用、规范适用范围。

党中央部署健全完善刑事诉讼中的有罪licensing从宽体制，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刑事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体制矛盾、增进罪犯改造，更表层体现的是在公义轨道上推进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和综合治理能力现代化。犯罪疑犯、被告人有罪licensing，更有利接受教育矫治、回归社会体制，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体制对立面。当然，并非只要有罪licensing就一律从宽，还要区分具体案子性质、剧情和社会体制危害程度，综合考虑从宽、从宽因素，做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对犯罪性质、剧情特别恶劣的，严肃查处从宽追诉、不予从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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